第三十八章:冲动引祸 巢湖新四军惊险突围

程明远的部队来到槐林嘴西北向家冲后，在一户魏木匠家的地方建起了巢湖船舶登记所，以此为据点开始收税。这一消息如同在平静湖面投入巨石，引得焦湖内南来北往的船主、商号纷纷议论。他们听闻新四军竟敢在此设卡收费，心中不禁充满疑虑。有人低声嘀咕：“新四军胆子也太大了，就他们那几杆破枪，还开着路条，湖内各路小爷、湖匪能买账吗？”

面对众人的质疑，郑跃柏一脸坚毅，他把驳壳枪往身后一甩，大声说道：“各位掌柜的，请拿着合肥程三爷的名片。要是被哪路小爷扣了船，掠了货，打了人，再来找我们就是了。”

自抗战爆发以来，局势愈发混乱，到处狼烟四起，政府对一些地区处于三管三不管的状态，这种情况逐年蔓延。而这三百里焦湖，更是成了土匪强人的聚集之地。其中势力较大的有三家，为首的分别是夏祖三、郭道发、夏可三。小一些的土匪头目则有朱小爷朱启后、赵小爷赵直夫，以及侯老六、侯老七等等。单说夏祖山这一股土匪，就拥有&bp;300&bp;多条枪，一挺重机枪，11&bp;挺轻机枪，大小头目清一色配备德国造&bp;4&bp;级匣子枪，甚至大当家的亲卫马蒙还是双匣子枪。焦湖周边土匪帮派林立，鱼龙混杂，形势极为复杂。

新四军派出的干部程明远、桂俊亭、桂林栖、蒋天然等人，所带的所有武装加起来还不到一个连。若要与这些土匪硬拼，显然是不智之举。而且，新四军处于发展阶段，湖匪同样也在不断壮大。他们不仅人手一枪，子弹充足，还对当地地形熟悉，手段狠辣。但令人无奈的是，这些湖匪真正愿意降日抗日的寥寥无几。

新四军试图招安他们，却面临重重困难。毕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开出的条件比共★★要优惠得多。程明远在权衡利弊之后，征得上级同意，想出了一个联合湖★★同袭击日军的策略。程明远向湖匪提出，凡愿意配合行动的，战后可分得一部分物资。但有几个重要条件：双方要在互不侵犯的原则下进行合作；湖匪不可抢劫焦湖周边的穷苦百姓；最关键的是，绝不可当汉奸。这一策略能否成功实施，不仅关乎新四军在焦湖地区的立足与发展，更关系到能否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日寇，给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带来一丝和平的曙光。

1941&bp;年&bp;1&bp;月，皖南事变的阴霾沉重地笼罩着新四军，然而，中★★央迅速做出果断决策，命令新四军重建军部，并将全军部队整编为&bp;7&bp;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以图在艰难时局中重振抗日力量。

此时，巢湖地区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为了尽快打开巢湖局面并打通水上通道，程明远经过深思熟虑，向七师师部详细汇报了有关教育、统战巢湖土匪的意见和办法。他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土匪：对于那些投靠敌人、沦为汉奸的，必须给予坚决打击，以彰显新四军抗日的坚定立场；对于只是偶尔扰民，但尚有改造可能的，要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他们走上正轨；而对于那些愿意协助新四军打击日寇的，则应给予奖励，以此激励更多土匪投身抗日大业。程明远的这一观点切中时弊，得到了师部的一致认同，为新四军在巢湖地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彼时，新四军二师四五旅主要活跃在淮南地区，在津浦路东、西两侧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坚守着皖东抗日根据地；七师十九旅则主要活动在巢湖东南至南京以西的长江南北地区，全力捍卫着皖中抗日根据地。然而，令人棘手的是，这两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肥东地区，被日伪顽三股势力牢牢控制。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二师和七师之间的联系与协作，更对整个抗日战局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决定迅速开辟二师和七师之间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的开辟，不仅关乎两块根据地之间的物资输送、情报传递，更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形成更为紧密的战斗合力，对打破日伪顽的封锁、推进抗日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这一艰巨任务的背后，是新四军全体将士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奋勇前行的坚定决心。

1941&bp;年&bp;10&bp;月，秋意渐浓，**皖东津浦路西区党委派驻广兴集的合肥县委书记岳炎（又名严佑民），肩负着重要使命，率领一个约&bp;50&bp;人的武装排，来到西山驿、山王集一带。在这里，他们成立了中国和朝工委。工委领导班子中，岳炎担任书记，宣济、林轩（女:)、王卓为委员。工委所领导的武装被命名为淮南游击支队，宣济民出任支队长，岳炎兼任政委。

在成立工委之前，喻言经程明远介绍，结识了家住巢北周家疃的周心抚。周心抚是巢湖地区的老党员，对革命事业充满热忱。他深知斗争环境的复杂和危险，便为岳炎准备了一条小船，将其藏在自家后面的芦苇荡中。一旦环境变得紧张，喻言等人便可借助这条小船，迅速向巢南程明远部靠拢，寻求支援与庇护。

与此同时，在巢湖地区，力量整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程明远的巢湖独立连与桂俊亭的巢南部队，在巢湖高林桥搬家巷河边进行了进一步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