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我的高考之——高六终圆梦

我能考上师专，是我的造化，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大劫。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自我标榜一下，可能我也应该是那种天将降大任的人吧，老天都给我很多的磨难了，是不是我的人生从此就要开挂了呢？嘿嘿，自己夸奖一下自己，就算是对自己多年来的付出的一种自我安慰吧。

前面也说过，我能考上师专，是全家人的幸运，更是县一中全校人民的幸福，他们也终于把我这个高三“学霸”（学校复读的霸王）送走了，而且是以比较快乐的方式送走的，他们原来肯定是想着我会灰溜溜的自己卷起铺盖回家，没有想到最后却是这样一种大家皆大欢喜的场面送走我的，大家都是奔走相告，传递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相信，从此，再无我这种高三“学霸”，还学校一个清白，留下一段传奇。

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教育产业化的脚步越迈越大，很多地方有了各种近乎残忍的高考拼杀，湖北黄冈、湖南衡水等等教育品牌充斥着教育行业，川省绵州成立了教育产业集团，将所有的学生待价而沽，教育资源和教师资源都成了各种形式的商品，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很多公立学校（特别是高中）老师架不住私立学校一次又一次的高薪诱惑，转而投入私立学校的怀抱。而私立学校的出资方大多数都是私营房地产老板，他们有钱了之后，看中了教育投资，和当地政府谈好开设一所从一年级到高中的一贯制私立学校，高薪从全省甚至全国各地挖来名师担任科任教师，极大的缓解了公立学校学位不足的困境，但同时要让当地政府批一些建筑用地，他们在自己开办的私立学校旁边修建商品房，随着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商品房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这样达到了他们开办学校为房地产开发开路的目的，不但博得了开办学校为政府解忧、为当地人解决就学困难的好名声，同时也通过商品房开发赚的盆满钵满，实现了名利双收。当然，当地政府也有了GDP的上升和在人民心中声望的提升，实现了双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和资本运作下，伴随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考上了高中甚至大学，家长和学生对私立学校的评价越来越好，但整个教学的氛围却变得诡异起来，老师们自从来到了私立学校教书后，他们的年薪比原来高了很多，有的甚至翻了几番，他们原来为了教育事业献身的初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心不再，一切都朝“钱”看了，很多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正常的交往变成了老师的付出与家长的金钱付出的等价交换，学校不再是风清气正的校园，老师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师生和家长之间充满浓浓爱意的关系被金钱交换关系所取代，充满了铜臭味，校园也不再是一片净土。

诚然，我们也觉得老师的收入和地位太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都把知识分子和教师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成了大家人人喊打的对象，社会地位极低，他们在许多身份后面排在第九位，而教师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因此教师被称为臭老九。关于“臭老九”的来历，要追溯到元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社会风潮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汉族文人（儒家思想）的地位急剧下降。宋朝崇尚文人，他们比武将的凯旋都风光，而到了元朝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蒙古人崇尚武力，认为只要拥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他们非常贬低和歧视汉族文人，特别是汉族儒生。后来，南宋孤臣谢枋得在他的《叠山集》一书中，将元朝统治下各行各业的人重新进行了等级划分，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那个时代文人的等级仅比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乞丐高，比娼妓们的地位都要低，当时觉得文人儒生手无缚鸡之力，每天用其三寸不烂之舌蛊惑民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胸无点墨的造反派们，打砸抢，攻占了学校，将老师们作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又把元朝的等级的划分拿出来侮辱文人老师，骂他们为“臭老九”。

但后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工作越来越重视，各级老师们的待遇也不断的得到提升，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但不知不觉间，老师们的初心和使命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地方的老师热衷于办补习班，给家长说明他办了补习班，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不得不参加老师的补习班，有些老师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会说这道题我不讲，会在我办的补习班上讲，这样，老师们在学校正常上课时敷衍了事，课后精心经营自己的小补习班，增加了学生家长们的经济负担，浪费了学生的正常上课时间，还耽误了学生其他的学习和休息时间。有些老师和《夏洛特烦恼》中的王老师一样，非常喜欢打听和了解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及职务，和学生家长称兄道弟，构建自己的交际圈，并利用学生家长的关系网为自己解决一些问题。曾几何时，逢年过节是家长们最头疼的时候，班委会的家长们积极主动的张罗着给授课老师们送礼，有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被老师们照顾，不惜花费重金为老师封红包、送烟酒、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