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三论及批判（中）

不是顿悟，而是从人性还原法开始，得到对善恶的认知，以及如何检验这种认知的一整套方法。这套方法才是儒家的格物。

格物只是最朴素的认知起点，不是某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而王守仁的心学，实践中很容易滑入主观唯心主义的轨道。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善去恶是格物”。但在儒家的子学中，“为善去恶”不是“格物”而是“修身”，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

我今天尚且可以在这里总结，什么是儒家的格物？王守仁这样的一位学问大家，他难道不清楚吗？以他的学识境界，说他不知道，我个人是不信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认为肯定有别的原因，有些话他没法说或者说不好说得太明白，只能让闻者自己去体会了。

而当时儒家子学的格物，早已失传两千多年。

子学在汉代被改造成经学的时候，格物就以一种很诡异的方式被掩埋了，后世还衍生出各种看似深奥精妙却似是而非的说法。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孔子与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那么在汉代以后，儒学成为了官学，成为了制定法律以及宣扬道德的理论依据，它本身就会异化为一种工具。

这个工具能不能拿来就用呢？当然不能，必须要对它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的结果，就是汉代的经学。

现代人对儒学的批判，其批判的主要内容，包括君权、父权、夫权的压迫，其实都是在汉代经学中出现的，比如三纲五常的概念。

那么经学是怎样对子学进行改造，或者说篡改的呢？大体过程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将道德原则抽象化、概念化。比如说什么是孝，大部分人通常的理解就是奉承父母，而不必重复我们刚才的推导过程，也就是格物。

第二步，重新定义抽象的道德概念，进行偷换和篡改。比如将“忠”的思想内涵，从“诚明”也就是诚实地对待内心，偷换成“忠君”。

第三步，就是删除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不讲我们得到认知的过程，只是单方面强调某种结论，比如“君父的权威”。

伴随上述过程所发生的，就是将其理论体系不断复杂化、深奥化、精英化，让普通人很难听懂，但本能地又觉得很高深。

通过子学中格物致知的方法，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指导行为的规范，诸如忠、恕、仁、礼、义、孝、慈、信、俭、严……等等。

但是得到这些行为规范，都是有前提条件与推导过程的，假如将这些过程和条件省略了，问题就出现了。

还是以“孝”举例，有一句话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就是“圣皇以孝治天下”。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很多人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圣皇提倡天下人都孝敬父母，看上去没什么毛病啊？

实际它不是这种表面上简单的涵义。

孝，怎么能用来治天下？它的核心首先是在家庭内部强调父权，强调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服从，然后再从家庭过度到社会，视君为父，强调对君权无条件的服从。

由此便重新定义了“忠”的内涵，建立起“君父”的权威。

先秦的子学家在构建思想体系时，并不需要神灵的参与，但经学家的篡改，却引入了君父的权威，它就相当于某种神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退步。

经学家为什么要对子学进行这样的篡改，删除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因为不删不行，不删就没法改造成阶级统治的工具。

我们再列举刚才谈论“孝”时推导出的六种行为，详细加以说明——

苛——抚——慈

忤——赡——孝

上面三种行为，是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下面三种行为，是子女如何对待父母。我们需要注意到，这六种行为之间，是存在前后因果关系的。

比如抚与赡，肯定是先有抚育而后有赡养。假如父母不抚育子女，子女就活不到能够赡养父母的时候。所以从逻辑关系上，抚是赡的前提。

孔子讲过两句话，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我们具体到这三组行为，其原则就是：以孝报慈、以赡报抚、以忤报苛。

这是格物的逻辑，慈和孝是同等重要的行为原则，同时也是因果对应关系，慈是孝的前提。

只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进而延伸到子民对君主的绝对顺从，由此重新定义忠，这是经学对子学的最大篡改。

这里讲个小故事，大家就能理解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近几年某些媒体平台推出的寻亲节目一度很火，但有一个节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这么一个母亲，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跟别人跑了，多年杳无音信。后来孩子成年了，这个母亲又通过寻亲节目组找了回来，想跟孩子相认，并要求孩子赡养。

节目一经播出，网上就骂声一片。大家首先骂的是这个母亲，其次骂的就是那个劝说孩子认亲的记者，因为该记者在节目中使用了很多道德绑架的话术。

大家为什么会骂？因为在